创新无界限,技术有主权,有组织的研发机构成为主要创新供给主体。20世纪前半叶之前,很多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是由个人来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系统日趋复杂,团队合作显得日益重要,一些情形下可以冲破国家、种族、性别等多重属性特征,形成有组织的研究团队。创新在本质上不受各种界限的束缚,但创新成果,如科研论文、技术发明以及进一步产业化商业化后产生的新产品新服务,却拥有明确的所有者。可以说,创新成果的奖励机制主要是面向个人的,每个创新组织的领导者大概率是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个人拥有者。这使得对有组织的创新活动进行管理变得十分重要。任务导向型的技术科学研究成为科学与技术的粘合剂,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近几十年来,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大多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比如,卫星导航精确到厘米的级别,但指导其运行的科学理论,仍然是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又如 ,作为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运行核心的芯片,其基础科学理论依然是上世纪的量子力学。另外,科学求真并不必然考虑“有用性”,因此科学发现并不会自动导致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科学原理的突破只有同具体的现成技术(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成熟的分工和产业体系)相结合,才能转化成生产力。科学向技术转化、基础研究向应用拓展日趋复杂,单一规律主导时代已经过去。科学发明转化成为技术成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有转化成为技术的必要,因为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具备商业价值,一项发明只有同时满足尖端性和应用性两个特征,它才具备技术转化的前提。例如,斯坦福大学每年从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拿到的技术许可仅占其全部发明的20%-25%,其中25%-30%的技术许可给初创公司,其余的许可给大公司。另一方面,科学发明转化成为技术成果的周期似乎并没有明显缩短,比如石墨烯和纳米的科学发明,迄今为止真正转化出来的技术成果并不多。学科交叉融合加速,科技创新呈现出群体突破的态势。最近二三十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融合渐成趋势。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大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一点从近百年来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380多项成果中,近半数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就可悉知。重大原创性实用技术的产生也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比如,生物芯片是近20年来高技术领域极具时代特征的重大进展,是生物学和微电子学、化学、物理学、信息学交叉融合的结晶。可见,打破学科界限,推进知识大融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合作与冲突交织,科学伦理面临考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迅猛。如何从事“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如何坚守社会责任和伦理底线,科学共识原则能否对所有的科学研究者发挥约束作用,以及针对科学研究者越界触碰社会伦理基本价值的行为如滥用基因编辑技术,如何建立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惩戒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拓宽领域并提供更多的工具,如数字人文就是近年来新兴的文理交叉领域,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与人文领域交融,使数字仓储、文本挖掘、数字图书馆、虚拟现实、信息可视化等信息技术在人文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